神秘的外援机构
据《华盛顿邮报》报导，在香港法庭一宗案件中的插曲，让势力庞大而又隐蔽的中共红色贵族成员的影响力得以窥见一角。
当北京当局在2006年对北京恒兆置业有限公司可能违规外汇管理条例进行调查时，这家地产公司发展商获得了一些很奇怪的外援：他们求助于一家没有外汇管理明显专业知识的中国投资公司和一家没有电话号码以及模糊办公地点的香港基金会。
不过，这家地产公司的外援们确实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可以“通天”接触到处理调查的中共政府机构，以及中共的红色贵族和他们的家庭、朋友。
华邮获得一份2007年恒基置业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描述道：这两家机构为该公司与“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联系桥梁，并称和外汇交易管理局高层有紧密联系，兼具一定影响力。
主要是透过两家公司进行，一家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田纪云的儿子田承刚注册的一家私人公司，以及另一个联系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基金会，该家香港机构和前政治局委员曾庆红的兄弟有紧密联系。
这两个外援机构具体做了什么，尚无法得知。不过恒基兆业最后只获得了适度的罚款。
据香港法官David Yam Yee-kwan的说法，田承刚在代表恒基兆业在2006年的外汇调查案进行游说后，要求收取550万美元。恒基兆业告诉法庭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为其帮助支付款项，但是认为对方开价过高而拒绝支付。这一案件去年在香港法庭呈堂，上个月颁布裁决。田的投资公司输掉官司，不服，正在提出上诉。
未注册的公司 力可“通天”
海峡和平基金会并没有在香港进行官方注册。报导说，据法官文件，海峡和平基金会代表了地产公司和SAFE进行游说。 这家公司还和恒基就一起房产纠纷进行合作。两家公司之前收到210万美元的现金，但后来没有成功解决问题。
举例说，2006年11月在香港的凯悦大饭店，田承刚向北京恒基公司领导承诺，其已经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斡旋。田承刚还表示，获得其父亲亲自出马，“相信很快会解决问题。”曾庆红的兄弟曾庆淮亦介入谘询商业活动。
田坚称，外汇管理部门之前计划罚款达30%，但由于其介入，罚款额度仅为0.6%。
复杂的关系网络
一些太子党在军队身居要职，还有一些在国有银行和公司中任高层，也有一些进入私企，特别是金融行业和谘询业。他们跨越不同的政治领域，并家族性的发挥影响力。
根据法庭文件，该案和田纪云与曾庆红这两名前政治局委员有关。田纪云在80年代地位显赫。他的“星光”在1989年天安门惨案后消褪，但是保持了政治局席位，并身居多个高位。曾庆红被喻为江泽民的右手，在选择习近平作为接班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庆淮作为中共文化部特使在90年代移居香港，其居住的豪华公寓38层租金为每月1万1500美元。
曾染指诸多行业，从影视制片到汽车零件，他在北京、香港的娱乐业活跃。曾是中国文化交流会的委员，该单位为香港机构，至少有3处大型办公地点，但很少出现在公共视线中，仅在香港由政党控制的文汇报报导台湾和大陆往来的一个活动中出现。
曾的一些商业活动和田重叠，田承刚亦插手辽宁的汽车制造业。其兆田投资公司涉入2.37亿的煤矿合作项目。
当田在获得恒基的谘询服务费出现困难后，海峡基金会和另一家公司向其支付了160万美元作为部份服务费。不过法官后下令，这笔资金没有“权威性”，下令归还恒基。
《华邮》在按海峡基金会等两家公司在法庭上提供的办公地址访问后，没有发现这两家机构的标志。两处均被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物业占有。唯一一个工作人员名为吴浩（音译），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其名片为总裁秘书。他拒绝透露总裁姓名，表示曾庆淮为“老板”，但拒绝透露曾具体做什么和该协会的职责。他说，“内部事情很复杂。”
红色贵族靠裙带关系敛财
这段在香港法庭一宗案件中的插曲，让势力庞大而又隐蔽的中共红色贵族成员的影响力得以窥一角。他们的子女以及亲属，比如太子党，控制了高层人际网络市场，（这些关系）已经成为这个国家非常有价值的商品，（在中国），中共党权大于法规。
1989年天安门镇压中，北京大学爆炸性内容的手写大字报列有党内领导人姓名和他们亲戚的商业兴趣和利益，在军队镇压抗议者之后，这些内容全部被拿下。
报导说，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混合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非常依赖于当局的政策。官员和其家族攫取利益，财富迅速扩张。太子党们利用特权，将之转换成的财富无尽其数，甚至在海外亦是如此，他们受到党和其家族的秘密荫护。
薄的妻子谷开来，是一名律师，她同时是解放军前一位参谋长的女儿，目前因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死一案被关押，接受调查。谷开来曾开一家谘询公司，为外国公司在中国经商提供服务。薄妻子的姐姐以及薄在北京的兄弟，在中国和海外拥有大量的投资。
2010年出版的一本书《如何在中国成功做生意》中描述了，和高层人士联系是不可缺少的，并警告态度傲慢的太子党潜在的危险性。“通常来说，最好是将它们吸纳进来，向其谘询，并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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