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哀乐队，没有如山的花圈，只有寥寥几个亲人陪伴。一声炸炮骤响。呜呜咽咽的人群就纵声哭了起来。守灵两天后，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的出殡仪式终于举行。这是7月22日的早晨，萧山戴村镇的许迈永老家。昔日门庭若市的院门前，阔气的两只镇宅石狮仍在，而往日的荣华富贵却已成南柯一梦。读过这段报上的文字，我的心像被针刺了一下，不要说我是分不清敌友，而是我天性善良，当贪官的灵魂飞去，我变得怜悯他的躯体，而思索得更加深沉：堂堂的副市长，为什么生前党羽云集，而死后却没有了一个朋友？
也许这样的描写更为贴切：“月落乌啼霜满天，风号鹤唳人何处”。堂屋前的挽联，正是这个家庭如今的境遇写照。真不愧文化背景深远的杭州，死了贪官也显示出少有的文采，但我肯定地说，别被专制制度操控的媒体所误导，与其说这是一次有力度的反腐大举，不如说是内斗洗牌后的残酷和凄凉：大贪官许宗衡和张春江，陈同海等人都死里逃生，为何杭州的小贪官，两个副市长却双双赴死？可能中纪委不得不给江泽民面子吧？而小贪的背后恰恰没有强势人物做主。
因此，国内媒体的报道说，“大哥被抓的两年多，从开庭到判决，一直像生活在梦里，常常神情恍惚。”许迈永的盲人三弟许立勇说。从许迈永被判死刑以来，他曾东奔西走数月，先后赶赴北京向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呼吁，能留下其兄一命。在其列举的多项理由中，“坚决制止杀人灭口”的标语清晰可见。我认为，这一情节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杭州官场最隐秘的一角，报上刊出的是政府让我们知道的消息，而并非真相的全部，所以，我说，失去权力的官员，无一不成了新闻自由的赞成者。
他的死颇有点像重庆的文强，报道说，三天前的7月19日，最高法院没有接纳他们的意见，最终核准对许迈永的死刑判决，并于当日执行。面对许迈永的骨灰盒，许立勇叹了一口气：“我已经不想再说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免除亲人一死。但努力种种，俱化为乌有。如今噩梦醒来，兄弟已阴阳相隔。我想，他们兄弟的可悲，不仅在于自身受到专制制度之助，之害，而且还在于至此，他也不知道讲出真相究竟是为了什么？人们常有的自私和愚昧，既过去害苦了他们，也延伸到了现在。新闻自由有什么作用？是谁害了他们？他似乎不想思考。
我认为，当政府权利交给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成了官员，等于掌握了公器，必须同时给他枷锁和笼子，要用制度逼迫他为人民服务，不要靠个人品质，中国官场的一些人升降起伏，前赴后继的风景线，既表明中国的反腐力度最大，也说明贪官最多，这是因为制度出了问题，而新闻自由是约束它的良药之一，悲哀的是得势的官员不喜欢它，失势时需要它时已经晚了。许迈永及其家人就是这样。
报道说，许迈永与杭州的房产旧事，在其判决书中被第一次详细披露。由于许迈永的一审判决终审被维持，其判决亦实际是终审判决。厚厚的173页判决书中，这个中国“经营”最成功的城市，其背后隐秘的秩序一览无余。判决书认定，许迈永在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期间，在任萧山市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期间，受贿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贪污5300余万元，同时犯滥用职权罪，返还土地出让金7100余万元。其中许迈永所涉受贿犯罪事实，大多集中在1997年至2009年被控制前。
这就是说，当许副市长春风得意之时，环绕他的不独是明手相送的生意大单，还有鲜花美酒和如云佳丽，飞速发展的城建给他提供了升官发财的舞台，也为他设下了万劫不复的陷阱，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他绝对不会再选择沾满细菌的纸币和砖头瓦块以及勾人魂魄的美女蛇眼。因为那是紧盯权势的虚无，那是迷人的毒药，那是害人的银狐，故此，他倒下时，一瞬间没了朋友，那些曾经巴结他的人有足够的理由自辩，他们为赚更多的钱和虚荣，急需更多新的靠山和目标。这时对他及其亲属避之唯恐不及。
环绕官场的人们就是这样地势力眼，当权力在手和不在手的时候，同一个人，一定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目光，比如，以往甜言蜜语奉承“许三多”的“一多”是情妇，但此时，没有一个女人会给他送一片纸钱，一滴眼泪，这一点比不上何珅，他临死前有两个红颜知己愿意为他殉葬；他也不如文强，文强在判死前，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曾电话恐吓公安说，如果重判文强，他要丢炸弹。。。。。。许迈永没有一个朋友，只剩下了钱财。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数钱上，但从没有时间数一下自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为官一方，我们不能说，许迈永没干一点好事，关键的问题是，到底谁害了他？一言一蔽之：制度。国内媒体的报道说，他执政的时候，正是杭州的土地储备制度从无到有、其“经营城市”的理念被广泛宣传，推为国内典范的十年。其经营城市的理念，一度被主政杭州10年的前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写成《城市论》出版发行，引起很大轰动。1997年，杭州土地储备制度启动，其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模式一开始就获得全国关注。杭州市政府曾明文规定，杭州市区范围内所有需要盘活的土地都要纳入土地储备体系，由政府垄断收购和储备，并经土地储备中心开发后统一向市场提供，土地储备中心具有在政府行政法规规定的收购范围内，垄断收购、储备、开发、供应土地的权力。这就是说，统一收购权、统一批发权，杭州市政府对土地市场的高度控制一推出，就成为全国各地政府效仿的榜样。1999年在“全国集约用地市场研讨会”上，其土地模式更大受各地政府推崇。
是啊，正是这样一种权利过于集中的制度，给许迈永的经济犯罪提供了可趁之机，人都是血肉之躯，面对金钱，美女，地位，名誉，谁不心旌摇动呢？而下属官员的捧场，势力小人的阿谀奉承，会泯灭人的良知和窒息人的理性，许迈永疯狂了，不仅拼命地敛财，而且不知道官场的险恶，紧盯他的官员不是因为廉洁而反腐，而是因为分割不到大份子而恼怒。于是，他成了内斗的牺牲品。因此，出现上述的人情冷暖就不奇怪了。
为什么不能说服政府的官员，在位时赞同新闻自由呢？这是由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象汪洋这样的封疆大吏能提出“骂娘论”，实属不易，但切莫把中国变革的全部希望放在某个思想开明的官员身上，而应当唤醒所有的人们，从自身作起，充当推动政治改革的垫脚石，要千方百计地多做宣传，使官员知道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一个崇尚新闻自由的社会，是救他们，不是害他们，象许迈永原先也是一个好人，是缺乏监度的制度把他送进了地狱，我相信每个人都不愿重蹈覆辙，都应当从他的寂寞的葬礼上出现的悲凉场面，悟出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哲理。
因此，国内媒体的报道说，“大哥被抓的两年多，从开庭到判决，一直像生活在梦里，常常神情恍惚。”许迈永的盲人三弟许立勇说。从许迈永被判死刑以来，他曾东奔西走数月，先后赶赴北京向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呼吁，能留下其兄一命。在其列举的多项理由中，“坚决制止杀人灭口”的标语清晰可见。我认为，这一情节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杭州官场最隐秘的一角，报上刊出的是政府让我们知道的消息，而并非真相的全部，所以，我说，失去权力的官员，无一不成了新闻自由的赞成者。
他的死颇有点像重庆的文强，报道说，三天前的7月19日，最高法院没有接纳他们的意见，最终核准对许迈永的死刑判决，并于当日执行。面对许迈永的骨灰盒，许立勇叹了一口气：“我已经不想再说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免除亲人一死。但努力种种，俱化为乌有。如今噩梦醒来，兄弟已阴阳相隔。我想，他们兄弟的可悲，不仅在于自身受到专制制度之助，之害，而且还在于至此，他也不知道讲出真相究竟是为了什么？人们常有的自私和愚昧，既过去害苦了他们，也延伸到了现在。新闻自由有什么作用？是谁害了他们？他似乎不想思考。
我认为，当政府权利交给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成了官员，等于掌握了公器，必须同时给他枷锁和笼子，要用制度逼迫他为人民服务，不要靠个人品质，中国官场的一些人升降起伏，前赴后继的风景线，既表明中国的反腐力度最大，也说明贪官最多，这是因为制度出了问题，而新闻自由是约束它的良药之一，悲哀的是得势的官员不喜欢它，失势时需要它时已经晚了。许迈永及其家人就是这样。
报道说，许迈永与杭州的房产旧事，在其判决书中被第一次详细披露。由于许迈永的一审判决终审被维持，其判决亦实际是终审判决。厚厚的173页判决书中，这个中国“经营”最成功的城市，其背后隐秘的秩序一览无余。判决书认定，许迈永在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期间，在任萧山市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期间，受贿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贪污5300余万元，同时犯滥用职权罪，返还土地出让金7100余万元。其中许迈永所涉受贿犯罪事实，大多集中在1997年至2009年被控制前。
这就是说，当许副市长春风得意之时，环绕他的不独是明手相送的生意大单，还有鲜花美酒和如云佳丽，飞速发展的城建给他提供了升官发财的舞台，也为他设下了万劫不复的陷阱，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他绝对不会再选择沾满细菌的纸币和砖头瓦块以及勾人魂魄的美女蛇眼。因为那是紧盯权势的虚无，那是迷人的毒药，那是害人的银狐，故此，他倒下时，一瞬间没了朋友，那些曾经巴结他的人有足够的理由自辩，他们为赚更多的钱和虚荣，急需更多新的靠山和目标。这时对他及其亲属避之唯恐不及。
环绕官场的人们就是这样地势力眼，当权力在手和不在手的时候，同一个人，一定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目光，比如，以往甜言蜜语奉承“许三多”的“一多”是情妇，但此时，没有一个女人会给他送一片纸钱，一滴眼泪，这一点比不上何珅，他临死前有两个红颜知己愿意为他殉葬；他也不如文强，文强在判死前，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曾电话恐吓公安说，如果重判文强，他要丢炸弹。。。。。。许迈永没有一个朋友，只剩下了钱财。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数钱上，但从没有时间数一下自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为官一方，我们不能说，许迈永没干一点好事，关键的问题是，到底谁害了他？一言一蔽之：制度。国内媒体的报道说，他执政的时候，正是杭州的土地储备制度从无到有、其“经营城市”的理念被广泛宣传，推为国内典范的十年。其经营城市的理念，一度被主政杭州10年的前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写成《城市论》出版发行，引起很大轰动。1997年，杭州土地储备制度启动，其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模式一开始就获得全国关注。杭州市政府曾明文规定，杭州市区范围内所有需要盘活的土地都要纳入土地储备体系，由政府垄断收购和储备，并经土地储备中心开发后统一向市场提供，土地储备中心具有在政府行政法规规定的收购范围内，垄断收购、储备、开发、供应土地的权力。这就是说，统一收购权、统一批发权，杭州市政府对土地市场的高度控制一推出，就成为全国各地政府效仿的榜样。1999年在“全国集约用地市场研讨会”上，其土地模式更大受各地政府推崇。
是啊，正是这样一种权利过于集中的制度，给许迈永的经济犯罪提供了可趁之机，人都是血肉之躯，面对金钱，美女，地位，名誉，谁不心旌摇动呢？而下属官员的捧场，势力小人的阿谀奉承，会泯灭人的良知和窒息人的理性，许迈永疯狂了，不仅拼命地敛财，而且不知道官场的险恶，紧盯他的官员不是因为廉洁而反腐，而是因为分割不到大份子而恼怒。于是，他成了内斗的牺牲品。因此，出现上述的人情冷暖就不奇怪了。
为什么不能说服政府的官员，在位时赞同新闻自由呢？这是由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象汪洋这样的封疆大吏能提出“骂娘论”，实属不易，但切莫把中国变革的全部希望放在某个思想开明的官员身上，而应当唤醒所有的人们，从自身作起，充当推动政治改革的垫脚石，要千方百计地多做宣传，使官员知道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一个崇尚新闻自由的社会，是救他们，不是害他们，象许迈永原先也是一个好人，是缺乏监度的制度把他送进了地狱，我相信每个人都不愿重蹈覆辙，都应当从他的寂寞的葬礼上出现的悲凉场面，悟出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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