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中央党校副教授封丽霞发表文章指出：地方维稳，牺牲法治尊严，突破法律与政策底线的做法，可能会换来一时〝表面〞稳定，但久而久之，不仅会牺牲法治，连稳定也将最终失去。其他体制内著名学者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人，也对维稳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暗中扩编的社情体系
将特务统治引入维稳是江系干将周永康的创举，也是〝奥运模式日常化〞的落实。虽然〝奥运模式日常化〞遭到了舆论批评，但是维稳费用终于 超过军费开支却是它已实际运行的证明。维稳机构雇用大量的社会人员充当线眼，其中有不少于五分之一是公检法三大机关的退休人员。后者为了领取退休工资外的 收入，充当业余情报员的积极性较高。
中国目前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不仅是中共最高权力架构即将发生重大调整，而且是社会面临向民主化转型或向大崩溃滑落的生死抉择。除了胡锦涛讲的政权体系存在四大危险外，社会已经处于越维越不稳的状态。
今年初，中央党校副教授封丽霞发表文章指出：地方维稳，牺牲法治尊严，突破法律与政策底线的做法，可能会换来一时〝表面〞稳定，但久而久之，不仅会牺牲法治，连稳定也将最终失去。其他体制内著名学者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人，也对维稳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暗中扩编的社情体系
将特务统治引入维稳是江系干将周永康的创举，也是〝奥运模式日常化〞的落实。虽然〝奥运模式日常化〞遭到了舆论批评，但是维稳费用终于 超过军费开支却是它已实际运行的证明。维稳机构雇用大量的社会人员充当线眼，其中有不少于五分之一是公检法三大机关的退休人员。后者为了领取退休工资外的 收入，充当业余情报员的积极性较高。
按中央情报机关的业务规则，情报人员分为五种即朋友、联络员、资讯员、密干、派干。后两种一个是以工作身份提供情报，比如某国企可能调 入一个管理层多数不了解的后勤人员，其主要职能是搜集该国企管理层的思想倾向与政治态度；另一个是派往国外的专职特工，比如除了大使馆文化参赞一类的任职 者，还有某个留学人员服务机构临时招来的经理助手。这两者工作状态绝密，人员编制规模也无法从公开媒体资料推知，经费开支亦无从了解。
比较低层的情报人员是前两种即朋友和资讯员，联络员在国内则与密干难以区分。情报机关以朋友身份对待的，大多是社会交往面比较宽的〝社 会散跑〞但又具备一定社会身份的人。由于这类人社交能力强，能从社会上了解到敏感动态。情报机关有些〝朋友〞是不领取报酬的，而是以相应利益交换来形成合 作链条。比如，在重要业务活动中警方派人公开参与以证实其在地方的实力。
利益链条与开支规模
〝朋友〞类情报人员能够积极为维稳机构（如政法委内的〝维稳办〞及政府体系的信访局、舆情中心）提供社情民意资讯，而维稳机构在向这些 人支付相关报酬时，也会进行克扣或借这些人之名多列支经费。有现实案例表明：一张只有小写金额六千元的〝朋友〞领款收据，曾被〝维稳办〞的经办人员〝添了 一个‘一’，下账时就成了一万六千元〞。初步估算，全国以〝朋友〞身份为维稳机关提供情报的人不下于三百万，每年开支不少于一百亿。这些人大多是维稳机关 工作人员的亲戚、朋友，因此，除非双方矛盾激化，否则六千元变一万六千元的舞弊行为不会被扩散到社会上去。
资讯员的数量显然小于〝朋友〞的数量，但全国也不少于一百万人。他们针对特定需求与特定事件向特定人士搜集资讯。此种称为〝三特〞的情 报涉及面窄而事关重大，因此，资讯员可以编造一些情报以领取高额费用。举例而言：有一个某破产国企的经理人员自己经营了一个茶馆，茶馆常客中有维稳机关认 为的特定人员，兼有维稳机关资讯员身份的茶馆老板会主动与特定人员频繁约见或通话或网上聊天，并故意制造一些〝小事件〞来让特定人员散发出更多的资讯。
资讯员的费用领取较有弹性，但重要资讯的报酬相当高。比如特定人士在敏感节日（如五一、国庆、春节）的具体动向或重要活动行程，一般是 一条资讯两千元。上指的那位元茶馆老板（信息员）一年可领取五万元报酬，也可介绍自己的关系人进维稳机关工作，形如交通协勤、城管协管。资讯员开支全国每年 规模不低于三百亿。
无论是〝朋友〞领取日常报酬还是资讯员获得高额单项支付，在社会上都叫吃维稳。这也是体制内学者如封丽霞所指维稳异化的利益机制之所在。而吃维稳当中每年被贪污金额绝不少于六十亿人民币。维稳已经形成了产业链。
中共国家将被维稳分裂
用编造情报与虚列开支的方法吃维稳不过是一种〝小吃〞，大的吃维稳则存在于国家政权层面。在国家政权层面上，又分为两个大的支系：其 一，是与中央政法委一体的综治体系，不断用〝硬任务〞的方式向地方施压，造成〝越维越不稳〞的惯性。反过来，这个中央体系又推动执法机关的扩充，比如今年 北京市计扩招警员五千人；其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恐怖性政治统治，维稳完全超越了法律界限，从而造成更深刻的民族矛盾。
这两项比之于〝小吃〞种种，是真正的〝大吃〞。比如新疆维稳采取了不准在校学生参加本地宗教活动的方法，以至于有维族大学生因进清真寺 而被取消考研资格。也正是在这种刚性维稳之下，南疆出了刘喀生贪贿案、北疆出了焦宝华贪贿案，而刘焦二位则是王乐泉主政新疆时的维稳模范县委书记。尽管张 春贤取代王乐泉之后大力采取怀柔政策，但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维稳与贪腐并行给维哈两族造成的感情伤害。这也是和田〝七‧一五事件〞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吃维稳〞与国家分裂似乎毫不相干，或许也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再看一下引发内蒙大幅动荡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发现：事件源发地锡林郭勒 盟也是贪腐重灾区，从原盟委副书记蔚小平（蒙古族）落马到自治区副主席刘卓志（汉族，曾是蔚的上级，任盟委书记）被双开，都将锡盟一直以来维稳有功的记录 推翻了。
特务统治毒化社会道德
腐败与特务统治在什么程度上在推动国家分裂，当是中共高层心知肚明的事情。鉴之前苏联，特务统治对少数民族的严重伤害，是后者脱离苏联的最大动力。鉴之于中国实情，胡锦涛以内蒙之稳为荣耀，曾于二○○七年亲书〝民族团结宝鼎〞鼎名，祝贺内蒙建区六十周年。胡总几年前认可的民族自治典范， 今年爆大动荡，是为〝种下龙种收获跳蚤〞之讽刺！
如果说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可以被军事高压遏止，那么，另一种更深层的大分裂正在让中国社会往绝望的深渊滑落──特务统治不仅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彻底放弃对现体制的希望，而且还极大地毒化社会道德。关于特务统治对社会道德的毒化，此处不再赘述，网上搜一下叶利钦对它的评价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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