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劳教案”折射法治之耻

因为在北京不购买一元钱公交车票，三名江苏常州市民分别在事隔数月至一年后，被常州劳教机构以一个孤证劳教一年。由于不服劳教决定，三名市民以非法劳教为由诉至法院，却一审、二审均败诉。多位法学界人士在详细了解此案后都惊诧不已，认为其中常州警方、法院涉及多处法律上的硬伤。（8月9日《新快报》）

　　这起被网民称为“一元劳教案”的例子，本不复杂。报警记录显示，三名常州市民到京上访，坐14路公交车时，司机以有人上访为由报警，致该14路车停驶1小时。但常州警方分别在数月至一年后，以三市民坐14路车不买票，致14路停驶1小时为由，根据司机未经出庭质证的孤证，处以劳教一年。

　　如果以纯粹的法律眼光来看，这无疑是典型的冤假错案，纵然以最符合警方想像的事实来衡量此事，何曾听到过有人因“逃票”而受到劳动教养之重罚？即使所控全部属实，也不过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已，何至于警方千里迢迢赶赴北京，调查一起数月乃至一年前的异地逃票行为？当然，常州警方不会如此小题大作，而是另有深意。用不着深究警方的“深意”为何，此案也将成为法治之耻。

　　耻一，以法治之名行破坏法治之举。将合法公民处以劳动教养限制长达1年的人身自由，自然是借用了法治的名义。但是，明显没有立案必要的立案，属于滥用职权，涉嫌以国家强制力打击报复合法公民。由于离立案标准太远，常州警方也承认“案发地”的北京警方并未立案，常州“擅自立案”自然属于滥用职权。其假借法治之名，无非是为当地的“处理目的”找个借口罢了，此案属于典型的“目的先行”。

　　耻二，借法律程序而严重违反法律程序。常州警方“插手”北京事务，自当得北京警方的案件交接手续，但北京警方未立案，无“手续”可交接，常州警方本应就此罢手，却依然我行我素，视法律程序如无物。而在此后却又以法律程序处理三市民，法律程序的选择性使用，让人们明白，在一些人眼中，法律程序就是“过场”。

　　事实上，作为行政处罚之一种，劳动教养已经成为一些地方“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这种不经任何司法程序而长时间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为各界诟病已久。虽然在法理上已经失效，但出于行政管理的方便，劳动教养依然得以在行政行为中保留下来。既然如此，为了限制行政机关滥用劳动教养这一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法院必应以行政诉讼程序对行政机关的相应行为进行审查。遗憾的是，法院并未履行到其应尽之责。想想让人害怕，劳动教养这只猛虎如果失去了法院缰绳的控制，会对公民的宪法权利造成多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