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是贪腐高危人群
“裸官”一词最早出现在2008年7月，民盟盟员周蓬安写了一篇题为《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文章，讲的是因贪腐被判刑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后来媒体用“裸官”指称那些配偶、子女均不在国内的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公职人员。
2010年7月28日,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正处级），被控涉嫌伙同他人挪用公款5.8亿元、涉嫌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157万余元一案开庭审理。事发前，董跃进的妻儿均已移居美国，其财产也早已由妻儿转移出国。董跃进成为京城挪用公款涉案金额最高的一名“裸官”。
蓝皮书指出，尽管并不是配偶和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所有“裸官”都是腐败官员，但是要承认，“裸官”是贪腐的高危人群。
“裸官”现象向低级别公务员蔓延
在此之前，见诸报端的“裸官”贪腐案例并不在少数。如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云南省原省委书记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等，都曾引起社会的关注和热议。
2月22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署名贾葭的文章说，过去新闻媒体报导出来的“裸官”，多数都是高级官员，因为他们的能力和财力，足够让家人在国外购置房产，让子女在国外就学创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但近年来，“裸官”现象已呈现向低级别公职人员蔓延的趋势，很多处级、科级干部也“裸”了，这个趋势说明，做“裸官”，“裸”做官，已经成为很大一部份公职人员的共识。也许他们会说，国外的教育条件好，空气质量高，房屋有永久产权，奶粉和猪肉都很放心，为什么不去呢？这表明作为中共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这些公职人员并没有安全感，随时都准备加入“裸官”行列，移金去国。
公职人员的“随时走”心态凸显不安全感
报告称，做“裸官”，最大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走。不管是因为贪腐担心被调查；还是因为政治斗争担心被拿下；或是因为得罪了人担心被报复；或是对未来感到无望而担心大的社会变动，只要“裸官”了，就可以随时出逃。这种“随时走”的心态，暴露出中共“体制内”的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既便大权在握也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当近一半的官员都认可“裸官”这一行为时，说明这种不安全感已经弥漫到整个公职人员群体当中了。
已故中国政法大学宪政所所长蔡定剑教授,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就‘裸官’具体而言，无论其是否存在腐败事实，其裸体做官的行为本身，首先已表明本应对国家负责的官员，却带头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甚至作出损害国家利益之举，这种影响的危害远胜于‘裸官’腐败的经济问题。”
以前高级官员做“裸官”，只是低调秘密地进行，现在他们已经不为这种行为作任何掩饰或者辩解了，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足见体制内的人也对这党国感到绝望，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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