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用行动抛弃重庆模式

王立军2月6日叛逃美国使馆，让人联想起四十年前林彪出逃的９１３事件。对当代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那个事件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思想上影响巨大。它动摇了几代人的信仰，毛的神话和文革路线开始崩解。今天，王立军事件对当代国人的思想、对中国的思潮走向也具有重大影响。

王用行动宣告：最不信重庆模式

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27日在BBC上发表文章称，谈王立军就不能不谈重庆模式。不管我们如何归纳重庆模式（经验），其要点不外乎 1）靠打黑给民众以安全感； 2）推动民生，“五个重庆”的建设，政策适当向社会中下层倾斜； 3）以唱红为标志，强力进行道德及思想观念文化整合； 4）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都藉助权力的强力介入。

然而现在，作为参与创造这模式的核心人物之一，王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宣告：他自己就是最不信重庆模式的；重庆从根本上讲是不安全的。事实上，李庄案时人们对重庆的质疑说到底就是这一点。

当公民与主政者、下级与更大的权势者的意志与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法律还能否提供保证公民甚至是刘少奇那样一个国家主席的基本权利，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文革后几十年围绕中国法治建设的争论的核心。打黑没有错，但不讲法律就是只能是黑打，因对法治精神的破坏而最终无法建设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无法让公民甚至打黑者本身的权益得到保障。

“唱红”后面的黑

文章说，唱红，在这个畸形市场经济、价值坏颓的时代，薄熙来利用人们怀旧，鼓吹集体主义，重塑某种社会风尚，通过强化人们对体制的认同来强化对其作为红色元老子弟的执政合法性的认可。

作为与“黑”的对立面的“红”，代表正统、革命理想……但，在薄熙来高诵雷锋之歌的背后究竟是些什么，许多文革的过来人其实并不那么幼稚——国内某大学的老师就开玩笑地说：唱红就是自己儿子去牛津、哈佛，让走不了的百姓儿子在家唱革命歌曲。

只是，这种事实上的反差，这次通过王立军之口（“薄熙来是伪君子”、“党内最大的野心家”、“不择手段”、“贪污”等等）向世人再一次捅破：唱红的始作俑者其实也并不见得那么“红”，甚至很可能很“黑”，与其反目是需要跑到外地、外国才可能保命的。且不论现在报导出来的王的这些话是否有误，但王的行动本身至少已说明这后一点。

重庆模式是权力导向而不是公民权利导向

重庆模式说到底与现行中国模式没有区别，只是其一个亚种。事实上，在现体制不进行大的改革的前提下，重庆式的做法最符合这个体制的本性和习惯。

说到底，重庆模式依然是一个权力导向而不是公民权利导向的模式。因此，谁能保证那些引来的新资将来不会在某天也被冠上“黑资”遭没收？谁又能保证民众得到的好处不会一夕被再次剥夺？——前不说六十年前的剥夺，就是今日，中国大地上那众多悲惨的访民中，多少人不是一夜间被权贵从一个已进入中产甚至是富有阶层的人士抛向一贫如洗的境地？

文章认为，王立军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戳破重庆模式的光环，有关中国未来道路选择的论战将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