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浪潮频频来袭
12月2日开始的上海浦东开发区的新加坡企业赫比家用电器厂工人集体罢工抗议尚在继续，12月4日，深圳日立子公司南山科技园海量存储设备公司的1000多名员工又发起大罢工，抗议公司被收购后工人权益无保障。11月23日，江苏省昆山市台资力圣电子有限公司，因不合理的调休和管理引起职工不满，全体员工罢工。11月20日，央企首遭业主堵路抗议，几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主，到广西南宁保利东盟国际第一街，向保利维权。同一时期，深圳一家生产内衣的工厂的400名工人也停产抗议。11月18日，广州花都建设北路有数百民工喊着口号游行示威，打出横幅：“还我血汗钱”、“我要吃饭”，造成交通堵塞。11月17日，东莞市黄江镇生产国际名牌运动鞋的台资鞋厂宝成工业(9904)爆出罢工消息，8000多名员工走上街头大游行，抗议大幅削减奖金，遭遇当地警方暴力镇压。11月15日，南京市六大区的清洁工因工资太低，集体罢工，以“垃圾围城”抗议。同日，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职工抗议康师傅收购百事案，全体罢工。11月7日，上海新华医院逾百名清洁工人，因为不满薪金过低，聚集在医院急症室门口罢工抗议。10月底，深圳宝安区西铁城冠星精密表炼厂工人罢工，持续了18天。同期，苏州冠捷科技（TPV）电视机厂因将倒闭，工人们担心失去生活来源，在厂区罢工示威，要求赔偿。
抗税、抗争事件烽火四起
眼下，中国经济滑坡，制造业面临寒冬，民间不堪杂捐苛税，劳工处境江河日下。日前，经济学家郎咸平根据最新政府公布数据曝出中国税收真相：中国整体经济的公司利润大约10个亿，政府拿走7亿多。他为此慨叹“税收负担太沉重了”。而这税收里面，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交税占80%，国企只占20%。更加吃惊的是，小商小贩摆摊交的税比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交的税都多，而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解决了2亿中国人的就业。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数据，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来始终名列世界前茅。当此之时，民间不堪重负，不断发生集体抗税事件。新近见诸媒体的就有两起，一是今年10月26日、27日，浙江湖州织里镇发生大规模抗税事件，数以万计的民众示威游行，引发骚乱，导致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察弹压，数十人被拘捕；二是11月25日早上8点，广东肇庆四会市天光墟玉器市场数千商户抗议加租上街大游行，游行队伍打出要求减租的横幅，将四会大道堵得水泄不通，最后人群聚集在市政府的时代广场抗议，当局出动大批警力在现场戒备。
如今，民众抗争怒潮正伴随着官方“天价维稳”，在中国大地频频来袭。11月21日上午8点，广东陆丰乌坎村又发生数千村民更是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农民打着五颜六色的标语旗帜，游行队伍长达二公里，沿途吸引大批路人围观，他们途步两个多小时到达市政府，和平、理性地向当局表达农民的诉求。其中村民“反对独裁”、“惩治腐败”、“还我人权”等口号格外引人注目。这次的游行已引起全社会的特别关注，导致当地处于罢市、罢工状态。
由此可见，中国民众街头抗议事件已经常态化。据官方统计，去年全国抗议事件达127,000起，平均每天347起（100人以上的才算群体事件）。每次事件所形成的新闻效应与政治意义，都在点击中南海的敏感神经。
公众维权考问中共执政正当性
近一两个月来，中国官民矛盾、劳资冲突，骤显爆发之势，中共“十八大”临届的政治形势，已是“风雨欲来风满楼”。“劳资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是今年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社科院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向当局发出预警说，“在其中，我们尤其看到了产业工人的力量。大工业、现代化工业生产领域的劳资关系动向，需要高度关注。”如此频发的罢工、抗税浪潮，目前已经刷新了中共建制史上的新纪录。这些罢工、抗税事件，在表面上看似乎彼此孤立，互不关联，但却共同形成考问中共执政正当性的冲击波，这就犹如一次次临门一脚，球球都射向了中国最高权力的入口——新华门。
中共执政者本以“工运”“农运”起家，但自以暴力夺权，没收私产以来，便又借助于“改革开放”，完成权贵加资本的身份转变，从消灭资产者，否定私有制的极端，转向了否定、压制一切工人运动与民众维权的极端。甚至在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取消了“罢工自由”，以至国家专横之权力与贪婪之资本，失去了公民组织与公民运动的制衡。
当今中国权贵集团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声称代表全体人民，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无法颠覆的普世公理。由于权力具有无限膨胀的贪婪性，因此不能指望权力靠自身建立社会公平；正如由于资本的贪婪，不能指望资方自发地保障劳方的利益。眼下，当局一方面需要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剥夺民众的政治权利；一方面声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方面又剥夺他们的罢工自由，将把他们沦为底层人。
有位独具慧眼的英国记者在《星期日电讯报》上评述当局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工会几乎被禁止开展活动，原因是害怕吓跑资本家”。所谓特色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工会（独立）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公民社会对治；只接纳资本全球扩张，不接纳普世价值。这是一条少数权贵集权控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畸形发展道路。由此，这也就决定了中共执政已无正当性。
中南海维稳守门人左右护局
今年8月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纪赟博士的文章《中国政治前途面临艰难抉择》称，“看看网络上的言论，无论是各大门户网站、论坛、博客或者微博，任何只要与政府、官员、富人、权势这几个关键词相关的新闻之下，都会是海水一样泛滥的愤怒留言。如果这些汹涌澎湃的留言代表民意的话，那无疑中国就像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口。”其实，在当今中国特色的过滤、封锁监管制之下，网络舆论能展示出的真实民意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面对当下的民怨四起，抗议不断，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12月4日在北京召集“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座谈会。他说，政府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备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这也是北京正面临的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这番谈话凸显出，中国政府对经济下滑注定带来的民众不满与社会动荡，日益感到不安。他为此最近以来下访各地，布控维稳。12月6日，周永康在浙江宁波出席全国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又讲话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大量存在，必须认真贯彻胡锦涛“七一”重要讲话，增强忧患意识。
这位中南海维稳守门人，早在今年2月20日，就按照胡锦涛的旨意，发出要加强社会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努力使社会冲突与纠纷消失在萌芽状态”要求。接着，党喉舌刊物《瞭望》杂志又专此刊发了对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冀平的专访。这位维稳要员，一语道破了当权者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天机。陈冀平说：“从国际形势来看，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愈演愈烈，打着维权的旗号借机插手人民内部矛盾，蓄意制造各种事端。”为此，这些年来，中国当局一直将公民罢工、上访、请愿、聚会、游行斥之为“街头政治”，对之保持高度警惕，视之为敌，畏之如虎，一见苗头便随即镇压。
由此可见，中共“十八大”临届所要求的政治稳定必须是硬指标，这便导致了这些中南海“维稳守门人”们高度紧张。他们为了阻止任何一次群体事件所形成的冲击力量可能突破防线，而不遗余力地动员全国各地维稳力量，左右护局，四面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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