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春，警察局采购单价近三万元的笔记本电脑；而几乎在所有的城市，人们会看到家门口的马路再度被挖开，灰沙飞扬的工程不过是把旧砖挖出来、铺上新砖。年终将至，中国的各级政府发现，他们仍有三点五万亿的财政预算可支配。如何在一个月内花完这么些钱，变成了一项想像力与荒诞的挑战。这些例证只是可见的与被揭露出的，更多的荒诞人们很少知晓。
倘若中国崛起的速度令世人吃惊，那么中国政府的崛起则更为戏剧性，它才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受益者。在过去一年的前三个季度，中国的GDP增长是百分之九点四，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却是百分之二十九点五。这样的比例已维持了好几年，而且不断增加。政府经常发现，他们根本用不掉财政收入。
所以，在二零零七年末，各级政府曾突击花掉一点二万亿元，二零零八年末是一点五万亿元，二零零九年末为二万亿元。这组数字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特质，它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引导者，而是赤裸裸的掠夺者。而且，这掠夺不再以中央政权的面貌出现，它分散到各地方政府。如果你到中国各地旅行，会在政府机关的建筑上，更直观地意识到这种掠夺特性。
即使是贫困地区的县级政府，都修建得富丽堂皇，它们都有着宽阔的广场、体积巨大的官帽式的办公楼。但在这些大楼的映衬下，你也发现，拆迁户怎样抱怨遭遇的不公、普通人如何为孩子的教育忧心忡忡、人们担忧食品的安全、害怕生病，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四处蔓延。
那些臃肿的官僚机构给人的主要印象，不是他们能解决问题，而是带来干扰。一些人相信，全因《预算法》尚未出台，于是无法制约各级政府的支出。但这种内部制衡，从来发挥不了作用。在设立那么多层级的反贪局之后，贪污却越演越烈。同样的，倘若没有社会力量的监督，所有党内的民主，不过一番空谈与词语游戏。
目前的中国，让人想起政治学家裴敏欣在五年前的判断：中国已经掉入了「转型的陷阱」。那些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欢呼的人们，不是没头脑，就是没心肝；而试图把中国归入日本、韩国等东亚模式的人，也会发现，过去几年的中国政府，主要的角色是掠夺者，而不是增长的引导者。它也更加明确地宣布了，对中国发展的几种幻象的破灭。
我们曾认为经济进步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化，但事实上，经济增长也可能带来负面作用，统治精英可以分享更多的利益，更为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同时，它也有更多的物质资源，来收买可能的反抗者。我们也曾相信，渐进的改革要优于休克疗法。
但如今，我越来越承认这渐进式的变革也问题丛生。政治改革越为滞后，越难以开始。与此同时，它付出的社会、环境代价日益显著。我还相信，一个高效的威权主义政权将更有利于经济成长。但倘若缺乏足够的法治观念、市民空间、新闻自由、政治上的反对派，它只是一厢情愿。
发展型的政府很快堕落为掠夺性的政府。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是一种劣质的增长。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你不仅没分享到增长，而是有一种新的被剥夺感。而经济增长，则进一步催生了腐败。
十年前，当政治学家们设想中国未来时，一种可能的景象是，腐败变得更严重，政府的掠夺既阻碍了经济增长，也挤压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实力，一种混乱与腐败的权力主义体制建立起来，官员们只注重狭隘自我利益的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低水平的民众骚乱不断出现，社会稳定全靠强大的警察系统维持。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决无兴趣扮演重要与建设性角色，而饰演着短视的、摇摆的、像是混日子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沿这条糟糕的道路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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