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韩寒所说，中国复杂，不但人员组成复杂，大约也包括思想、政治主张的纷杂，主张平和的改革，是其中一种思潮。
用和平、渐进的改良或改革，来达成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理论上来说，其破坏性之小，是显而易见的。还以韩寒说的东方为例，当初印度的圣雄甘地，就是提倡不抵抗的和平运动，迫使当局进行改革。印度是成功了，印度现在是党派竞争，民主竞选，这个国家自尼赫鲁以后，没有出现过视人民生命为草芥的专制独裁暴君。这个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也很可观，后劲不容小觑。受甘地影响，南非的曼德拉也把政治诉求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达成，南非的政治体制改变，也没有过多的流血。正因为如此，曼德拉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现在我们的报刊又在宣传什么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威胁，这又是一种歪曲。其实，西方对于各非民主国家在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提倡尽量走和平的道路。正因为此，主张和平手段的达赖喇嘛，主张和平手段的曼德拉，主张和平手段的昂山素姬，主张和平手段的中国刘晓波，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普金、连战只能获得中国孔子奖，可惜，他们连个表示感谢的音符都没有。
所以，西方国家并不希望同他们体制不一样的国家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包括暴力革命，相反，他们密切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民主运动，他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通过和平方式争取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西方国家以非常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来自集权国家的人员，包括前不久去世的斯大林的女儿，包括中共党内邓小平的儿子及其家属，也包括很多中共高层官员的子女。
可以说，对持和平主张的诺贝尔奖金的获奖者，采取什么态度，是各个集权国家有无可能采取和平方式进行改革的重要指标。前不久，缅甸的昂山素姬被释放，就是这个国家准备开放民主选举的信号。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非暴力革命，或渐进的改革，和平的改革，在一个国家有无可能实现的可能，基本取决于执政的少数集权者，而不取决于人民的良好愿望。
反观印度，也是如此。印度的尼赫鲁，受教育于英国，学的是西方的法律，从事的职业也是律师工作，他 追随甘地，主张不抵抗的和平方式，最后达致成功。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当时统治印度的是英国政府，关键的是英国政府让步了，这才有了不抵抗运动的成功。我想，当时的英国政府如果拿起枪开进坦克，屠杀印度人民，和平理性的不抵抗运动就难以获得成功。至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南非的曼德拉为什么成功，那也是因为当时统治南非的统治集团，是来自英国的后裔，他们深受英国政治理念的影响，或他们受的是英国式的教育，最终，他们接受了黑人的和平诉求，这个国家体制因此达成了和平转变。回观英国管辖下的中国香港，也是如此，所以百年来，这个弹丸之地，人们努力工作，百姓安居乐业，经济不断攀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朵奇葩。
现在要说到当今中国。韩寒的三论，引发了年轻一代对革命自由民主的关注与讨论。其中一个话题就是中国需要不需要一场暴力革命？有没有可能采取渐进的方式来进行改革？
由于目前看不到任何和平改良的迹象，所以很多人期盼暴力革命，期盼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一下子推翻集权政府，这是一种正常的思潮。底层群众想法很简单，这正如国际歌歌词所说“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也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想来，毛泽东及其同僚当初在井冈山落草为寇时，心里真正想的也是如此。
玉石俱焚的大动乱，当然，受到最大打击的毫无疑问是既得利益集团，但这样的大动乱，对一个正在前进的民族来说，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是不言而喻的，近的就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但如果再有动乱，其积蓄的能量，也许超过文化大革命，当然，它的指向也是很明确，一旦腐败透顶的官僚阶层被清除后，我们估计秩序应当很快恢复。对此，要考虑到国际舆论及世界正义力量的巨大引导、匡正作用。
可以说，国人与华人世界都希望中国能以平和的方式过渡到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炎夏子孙共同的愿望与福祉所在。但是，就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能否向人民正当的要求让步，这取决于领导人物的思想取向，如果领导人在蔑视人民的轨道上行走惯了，那么当群众抗议浪潮掀起时，他们可能会坚持对立到最后一刻，最后，就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仓皇出逃。如果领导人物的思想中稍微有点人民为本的观念，那么当群众运动来临时，他们会守住不开枪不镇压的人道底线，这就给和平解决问题留下了宝贵的空间。正如韩寒在文章中说到的那样， 这是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这是个谈判的过程，我们可以把乌坎事件的进展看作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演练，当然，人民要具有讨价还价的资本，有时候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考虑到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巨额财富，要让他们同人民谈判，现在看来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对他们来说，一退就可能意味着接下来的全面溃败，更何况，他们中大部分人早已安排好了退路，正因为如此，当他们自感存亡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刻，可能会放手一搏。那么，未来等待他们的，必将是人民对他们的公正审判——不管他们逃到天涯海角的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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