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中国反抗的新象征（图）

乌坎村民的抗议活动持续引起法国媒体的重视。『费加罗报』今天发表题为“乌坎—中国反抗的新象征”的报道。报道指出：几天前，1979年参加过中越之战的老战士因为微薄的退伍津贴示威抗议时，他们呼吁向“乌坎精神”学习。在中国网络上，只要一谈到不公正和争取权利的事情，人们就不顾审查谈论乌坎村民抗议事件。

                                   报道说，乌坎的情况缓解了，但是这座广东的村庄却在这期间变成“小老百姓”与专横的权力斗争的一个象征。『费加罗报』介绍说，乌坎的村民们因他们的土地遭非法交易而起身反抗，在一名名叫薛锦波的示威者12月中旬突然死在公安局之后，情况变得更坏。村民们控告警方打死了薛锦波。当局本来打算要严厉镇压带头人，示威者呼吁中央政府出面保护他们不至于沦为贪腐的地方官的牺牲品。在事件蜕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北京当局最后只好承认村民们的抗议是“合法的”，并下令调查村官的劣迹。新华社报道承认这些地方官员贪污受贿。但是当局的这一表态来得有点晚。报道说，乌坎村民反抗的理由其实并未越出令人悲痛的常规。每一年，中国各省都会爆发出数以千计的类似的“群体事件”。事发的原因常常同土地被强征有关。地方官员被指与房屋建造商、与企业沆瀣一气。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春天在人大发表讲话时也承认：人民对不少包括非法征地以及强迫拆迁在内的问题充满怨恨。但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费加罗报』指出，乌坎事件的意义远远超出普通的反抗事件。这件事显示，当局的审查最终也无法阻止乌坎事件在微博上广泛传播。乌坎事件尤其透视出中国当局必须在镇压反抗与满足民众要求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还要避免引起别人效仿。在中国进入权力交接之年，确定未来十年国家领导人之际，乌坎事件对未来如何进行改革以及对北京的新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提出了新问题。
                                 『费加罗报』指出，乌坎提出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是如何在中国“实施民主”，中国在村一级，村委会可以进行选举，这一级常常被视为是或然的政治自由化的实验场。村民们可以选举他们的代表，尽管事实上候选人必须要获得共产党的支持。所谓“独立竞选人”经常被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封堵在门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那些村官们已经在位多年，不仅仅是这些村干部的腐败问题，还涉及到经济运转机制。这一机制导致滥权。村官们为了提供服务，就必须找到财源，既然不能光靠肆意提高税收，就借助于出卖土地，土地出卖后给农民的补偿却少得可怜。对中国政治颇有观察的胡星斗教授对乌坎能否成为榜样并不乐观。他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从解决土地所有权和中共的绝对权力入手。
                                   『费加罗报』总结说，这一事件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也同实力强大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无关系。汪洋今年企求进入中共真正的权力中心—中央常委会，从而成为“九皇帝”之一。汪洋上周在广东省委的讲话引起注意。他说乌坎的问题并不单单是要解决一个村子的问题，而是要在全广东改革村庄的管理制度。汪洋摆出“自由派”的姿态，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说公民的意见要得到听取，党不要无所不在。但是，其他派别的主张却恰恰相反。
                                   法国『世界报』今天就中国藏区连连出现藏人自焚采访了『人权观察』的学者贝克林。这位观察家认为，藏人自焚不仅仅对北京当局有压力，而且对在当局与生活在喇嘛寺的僧人之间承担中介的藏人佛教会也有压力。为什么藏人不断自焚，这里透视出的或者是藏僧社团认为教会无能与当局谈判，或者他们认为佛教协会在政府对藏人的限制和镇压面前表现得太软弱。贝克林认为，藏人自焚现象显示，不管中国政府动用何种手段镇压，仍然有人时刻准备为反抗献身。北京政府越是怀疑藏人，越是加强镇压，也就越来越使更多的藏人联合起来反抗，导致西藏人越来越远离中国轨道。中国不会丢失对西藏的控制，但是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不断地被消蚀。这位学者还认为，中国政府犯了与过去的欧洲殖民政府同样的错误：他们教育当地精英希望把他们培养成爱国者，事实上，他们培养出的是更有民族自尊心，反殖民主义意识更强的新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