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政治的就不是维稳的，是维稳的就不是政治的。
维稳着眼于当下。因此，对于我们民族来说，从来没有像这个年代，丧失了任何对于前景的期待。不论是“平等”、“自由”、“不受支配”这些现代展望，还是“耕者有其田”这样古老朴素的愿望，都变得无从谈起。没有未来，便缺少了信心。
维稳着眼于效果。只要达到维稳的目标，哪怕不惜一切。于是，在维稳所“不惜”和“不屑”的对象中，受到伤害最深的是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是能够将我们民族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利益总是分化的，分化的利益组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但是通过认同某些价值观，依据某些共同的价值观，人们互相之间可以找到辨认，找到联合。
维稳着眼于少数人。他们人数的数量，在我们民族当中，也许是一个可以省略的百分比。然而他们像某个“神圣家族”，可以不顾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和意志，拒绝社会进步的要求，乃至锁住我们民族朝向明天的脚步。2010年关于“政改”的话题不了了之，谈论政改甚至遭到强力压制，结果堵塞了这个体制所能够释放的进步空间，切断了与社会对话的最后纽带。
维稳最终诉诸于暴力，从而结束了从前那段“意识形态的历史”。无论如何，“意识形态”还是希望通过一套言辞，编织一些华丽外衣，哪怕与实际不符，但其中多少还有一些说服人的意思。维稳年代，意识形态的面具滑落在地。
暴力是从结束言辞的地方开始的。政治的方式主要是言辞，是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人们之间的互相商谈，是通过对话、协商，让种种分歧得到呈现和整合。衡量一个好的政治秩序的标准，看它是否能够给不同利益诉求提供释放的渠道，尤其是给那些因不同原因在不同时期受到压抑的人们提供空间。因此，运用暴力来维稳的年代，则是一个取消政治的年代，是排除任何政治途径的年代，是将政治丢弃到垃圾箱里的年代。
我用过一个权力“内卷化”的说法。在广大社会面前，它向内卷缩萎缩，而不是向外延伸延展。维稳则是它的集中体现。一切朝向自身内部，一切集中在自身内部，一切归纳为自身内部。不打算面向社会，面向公众，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要求。
这就产生了清华大学学者分析报告中所指出的“越维越不稳”的现实。所谓“不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视为社会仍然显示出蓬蓬勃勃的景象，社会各界仍然通过自己不同的方式，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自身的利益诉求。人们每天不管是打开报纸，还是坐在电脑面前，都会感到一个海洋般涌动的社会，无限的潮汐和能量，各个不同的起点、出发点，五光十色的喧响，包括持续的、毫不客气的批评。
需要有人想一想——这个世界的根基以及权力的根基，不可能在某个深宫之内，在某个“神圣家族”的手上，那是一个颠倒了的幻觉，是一个头足倒置的世界观。恰恰相反，根基在于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意志，每个人的利益要求，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而不是少数人的要求，平等地对待所有社会成员，而不是给少数人以特权待遇，提供这样的背景和秩序，才是今天名副其实的政治行为。
因此，“政治维稳”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有维稳就没有政治，维稳年代就是一个没有政治的年代。因为维稳取消了政治，所以应该取消维稳。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说“人性”与“个人”是八十年代的关键词，“经济”和“市场”九十年代之后的关键词，那么，从现在开始，“政治”与“社会”将重新回到人们当中来，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和中心。那将是每一个人“同意的政治”，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互相连结和共同分享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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