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维稳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处于战争状态

                   作为暴政的反抗者，刁民可以推翻旧王朝，却难以超越自身变成公民。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种运动。以共产党的方式去运动民主，我们只会越折腾离民主越远，越运动离共产党越近
                               中国公民社会长期不能形成的另一原因，是朝野双方法制观念的极度欠缺。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并不是公民维权，而是一场典型的刁民运动。它是一群贪婪的乡绅对一个垂死政府的无耻敲诈。今天中国国内维权运动和海外民主运动的主力，恐怕也多是刁民而非公民。因为顺民是不会反抗朝廷的，那些敢于挺而走险的，多半是边缘人。纵观中国海内外反对派运动，我们看到右派抓特务，左派抓汉奸。双方乐此不疲，实际上都是共产党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映。近来与国内一位著名维权人士谈到中国人的三民主义，他深表赞同道：“现在的中国政府就是一个流氓政府；对付流氓必须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领袖”。刁民一词在此并非贬义，它只是对一种过渡状态的描述。准确的说，刁民是专制制度下顺民向公民过渡的必经阶段。刁民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遗憾的是，这向上的一步，经3000年之努力，迄今还是没有成功迈出。作为暴政的反抗者，刁民可以推翻旧王朝，却难以超越自身变成公民。他们太沉溺于革命运动而忽略了自身的修养。他们不明白，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种运动。以共产党的方式去运动民主，我们只会越折腾离民主越远，越运动离共产党越近。　　记得最后一次回国，见到一位当年民运老友，问起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沉思良久后，他说：“共产党不会亡，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它”。我反驳道：“一个人要死，好像跟他有没有儿子没有关系”。近年来，听到的越来越多的一种观点是：“共产党不会死，因为它太强大了”。这里的逻辑似乎是：比尔·盖兹不会死，因为他太有钱了。　　                                              

                                     陈公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生从政，两点经验。1.凡天下事，到不得了的时候，就了了。2.凡中国事，到军人妄言干政的时候，就乱了。试看今天的中国，朱成虎，罗援，刘亚洲，乔良竞相亮相，指点江山。上将刘源为支持重庆模式的张木生新书《读李零，思国运》写序，携六位鹰派将军助阵，中将刘亚洲为著名自由主义作家赵无眠旧书《百年功罪》写序，带多位将军站台。

赵无眠《百年功罪》颇受中将刘亚洲青睐

                           在政治上，温家宝频繁敦促政改，吴邦国宣称五个绝不；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汪洋在广东强调忧患意识。他们的分歧不是作秀，它反映了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的政见冲突。这些冲突如果处置不当，中共会崩溃。反之，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和地方自治则可能应运而生。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学者罗小朋的意见：重庆模式只要不变成中国模式，它就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因素。事实上，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区别，就是毛泽东模式和邓小平模式的区别。前者重公平，后者重发展；前者太霸道，后者太贪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世界上基尼指数最低，政治上最稳定的国家。今天中国则是基尼指数最高，社会动乱，政治上极不稳定的国家。6200亿的巨额维稳经费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已处于一种战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