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之急，不是讨论如何改良——这跟讨论如何在云端上盖世贸大厦一样可笑，而是讨论如何革命。讨论革命，就是讨论如何革故鼎新，如何结束旧的邪恶制度，建立新的正义制度；就是不指望当权者，而是指望公民社会；就是不指望彻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义的暴力。
讨论革命，不可能回避如何处置垬。垬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邪恶黑帮，这不仅是其理论的产物，更是其建立的制度所致。反对垬，实质是反对黑帮垄断暴力与权力，而不是反对哪个标签符号。因此，讨论革命的重要心理基础是尽可能减少清算思维，而将精力集中于如何赶牠下台重搭正常平台。
改良的本意是承认现有制度基本合理前提下，对部分不合理的制度bug进行订正修补。由于现实严酷，改良概念被滥用，以至于竟忘其本意，衍生了新的奇怪含义，即内心虽否定现有制度合理，但企图暗渡陈仓，以改良之名推动掌权者自杀。这显然荒谬。若否定现有基本制度，革命论就不可避免。
古希腊迄今，西方一直存在选统治者还是选制度之争，但选限权制度一直是主流，西方于是走到今天的现代宪政制度。中国直到前现代，都只有一种政治观念，就是寻觅“圣王”统治。一朝又一朝只有造反，没有革命。流血鼎革无非一个暴君倒下，千万个暴君站起来；旧暴政作古，新暴政诞生。
革命，既要防暴力万能论（这是轮回），又要防绝对拒绝暴力论。反抗暴政是人天赋之权，无任何理由剥夺人民面对暴政时正当防卫的权利。革命，还要防止救星心态——无论对己对人，革命的核心实践在于自救与自治，而不是指望圣人，一旦偶像崇拜泛滥，限权制度必难建立，如此必回归暴政。
担心倡导革命导致血流成河。此观点何其糊涂。革命既无法被倡导，也无法被阻止，它的来去既源于现实，也有无法预知的神秘因素。当制度已腐烂透顶，根本无修复价值和可能时，革命就已在酝酿中，此时若讳疾忌医回避讨论革命，一旦真来临，无革命共识的乌合之乱倒真的会导致血流成河。
正因中国的四暴传统（暴君暴政暴民暴乱），才更应深入探讨革命问题，而不是回避，回避只能加固四暴传统。阿伦特说“革命向来且唯一的理由就是自由”，这说到了根本。辛亥革命是革命，但1949鼎革就是新建暴政，其建立并延续至今，原因之一就是革命者以及绝大部分人民不懂何为革命。
1917苏俄与1949中国，在汉语表达中，都被视为经典的革命。这种表述是受西方脑溢水患者和苏共、垬垄断性话语权污染所致。其实，这两次震惊世界的巨变，都是从奴役走向绝对奴役，是“革命向来且唯一的理由就是自由”的反面，是最典型的伪革命。将伪革命视为革命，是革命恐惧症的原因。
要消除革命恐惧症，最要者是尽可能地让革命话题进入公共领域，经过讨论，使得这个词被祛魅，击碎其恐惧性外壳，使得健康、良性、和平的制度革命观念替代原有似是而非、唯暴力论的杀人革命观念。不深入讨论革命各层次含义，因恐惧而回避，唯一结果是大厦倾覆之际，只有暴乱而无革命。
革命的最核心思想，在于从奴役走向自由及其相应制度安排。仅凭愤怒情绪而无理性的限权性制度建构能力，革命将沦为海涅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割的是跳蚤”这一惨剧（这不是悲剧，因无任何审美价值），就会从奴役走向奴役，甚至走向绝对奴役。抛弃正确的革命观念，只有奴役及其轮回。
许多人恐惧革命，是恐惧与革命相伴的暴力。本来革命未必暴力，暴力也未必就是革命。最成功的革命通常暴力最少，因革命的目标是制度，而不是杀人。只有旧的邪恶制度执掌者使用暴力顽抗才导致暴力冲突。因此，只有当革命暴力是正当防卫性质而非屠戮性质时，革命就能最大限度减少暴力。
从逻辑而非事实本身看，革命分两步骤，即推翻暴政和建立善政。并非所有民族都有将两者结合的能力和运气，辛亥革命前的3000年，中国都没有，辛亥革命后好景不长，内忧外患下垬结合古今中西垃圾，创造出远胜于传统的暴政。于国人而言，如何使得推翻暴政的结果不是建立新暴政至关重要。
从奴役走向自由是革命，从专制走向民主是革命，从集权走向分权是革命，从伪共和走向真共和是革命，从极权走向宪政是革命，从统治走向自治是革命，从臣民走向公民是革命，从人治走向法治是革命。
被称为转型时代的当代中国，这个时代就是革命的时代。对于自由而言，革命已无法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