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说，社会稳定应该是自发的，自然的，而非强制的，“维护”的。当社会足够公平正义，不公平和非正义能够得到公平而正义的审判与纠正，这个社会就可以形成自发的稳定。当社会贫富悬殊，为富不仁，为官不义，少部分人不义而富且贵，大多数人凄凄惨惨戚戚，就缺乏稳定的必备条件，这个社会就会走向不稳定。若这个趋势不能够得到遏制，当权者甚至还公开，半公开，或暗中支持此种趋势发展，“不稳定”便积累渐多，以至发生“群体性事件”。
然而，这些“不稳定”“群体性事件”主角的愿望无非是通过另一方式的个体诉求或群体聚集来达到稳定的目的。他们自己觉得之前稳定美好的生活规律或环境遭到外力破坏，便通过这种所谓不稳定的方式去追求之前的稳定。因此，所谓维稳的原因无非是一种强力破坏了之前的稳定。一般而言，在中国，这种强力是非法而野蛮的，这从熟知的各种事件中可见一斑。
1989年2月26日，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Walker Bush）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介绍，维稳是个新兴词汇，出现至今还不到10年，如今的使用频率却越来越高。如何维稳，已成为当今各级党政领导的一门必修课。维稳也被维基百科收录，其解释为：维稳即维持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之一，在胡锦涛温家宝时期成为优先任务。维稳是中国干部政绩的重要考察指标，其指导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官员为了维稳被默许可以用几乎任何手段，包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非法手段。
李光在文章中说，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没有掀起不稳定事件的动机，他们朴素善良，勤劳隐忍。他们的隐忍，在全世界无人能出其右。是什么将这种数一数二的隐忍功夫挑战到爆发？除了不公正和非正义，还有什么？自古官逼民反，权逼民反，钱逼民反。于是，不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当权者的不公正和非正义应该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面对严厉的不公和不义，任何公民有表达的权利。这种表达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还有罢免的权利。因为政府的一切权利来自人民，正如当权者所说的“权为民所赋”，而不是“民为权所赋”。
去年，《中国青年报》曾经援引清华大学报告指出，近些年来，中国维稳陷“越维越不稳”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李光表示，维稳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无非是一时之计，当权者根本没有兴趣去打开更为广阔的社会稳定的大门，而是在边上开了个小小的洞口，让铁屋射进一米外面的阳光，便说这叫阳光大道。所谓的信访制度无非就是这一米微弱的阳光。但是，从北京由信访国人聚集起来的信访村可以看出，这一米阳光原来也是假的。
中国维稳引起全球媒体关注。中国政府日前公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断言，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但泰国《世界日报》社论指出，中国“强而不霸”首先应在国内落实。比如，维权人士、天安门母亲、结石宝宝家长、反对强拆的平民，这些人都是依据中国宪法申诉自己的基本权利，但遭到当局违反宪法的对待。人们自然要问：中国政府对待国内民众尚且如此，怎能善待其他国家？如果中国人民都对政府没有信任，如何能让外国人相信北京的和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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